工业文明的最高峰，其实就是从专业分工到模块分工。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使社会的经济细胞将变为模块，迎来的将是模块化经营。
        互联网对经营最大的改变，是经营单元或经济细胞的改变。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经济细胞从家庭到企业。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使社会的经济细胞将变为模块，迎来的将是模块化经营。
        互联网到底改变了什么？
        对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改变，说法很多。互联网思维论、工具论、渠道论、传播论、平台论，这些在一定前提下也都成立。其中，比较靠近本质的是平台论，如海尔，将公司变成了一个小微主的平台；阿里也是一个经营平台。
        前不久在微信群里讨论阿里的“零售通”（即一个为城市社区零售店提供订货、物流、营销、增值服务等的互联网服务平台），有人说“零售通是自营”，结果群里有零售通的人马上出来说“我们是平台”。其实外面的人看是自营，里面的人看是平台。阿里的说法没错，他们就认为零售通是员工（自称“合伙人”）的平台，每个合伙人都是一个经营单元，也是一个经营模块。
        但是，我们认为“平台说”还没有触及本质，没有直达核心。互联网带来的核心的改变，应该是模块化经营。
        尽管模块化并不是互联网带来的，中国的崛起就是世界经济模块化的结果，但互联网让模块化经营变得会更普及，模块之间可以无缝对接，以至于未来的经济细胞要从企业变成模块。
        技术的改变，远超技术本身
        农业文明最基本的经营单元或者经济细胞是什么？无疑，是家庭。
        工业文明的经营单元或经济细胞是什么？是企业。
        经营单元或经济细胞的改变，可能是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最大也是核心的改变。因为经营单元从家庭扩大到企业，工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起点是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这些无疑是工具，但它们带来最大的改变，似乎反倒与工具无关了。我们现在讲工业时代的管理、战略、营销，哪里见机器的影子？
        机器在不断创新、进化，但作为经营单元的企业形态一旦确立，相应的组织、管理、战略、营销等体系也会随之产生。机器的发明，诞生了工业文明的经济生态，经济生态一旦相对定型，人们发现其似乎与机器无关了。
        技术带来的改变，似乎无关技术本身。如同机器带来的不是机器时代，而是工业文明，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如果互联网是可以与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相提并论的发明，那么它的最大价值同样不是技术本身，不是作为工具本身的价值，而是它能否让社会的经济细胞产生改变。
        无疑，在机器刚诞生的时候，焦点还是在机器本身，因为它直接提升效率。工业文明的说法，一定是“后命名”，机器诞生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机器不仅提升效率，而且带来专业分工（《国富论》中有论述），形成规模经济。为了解决规模化经营带来的问题，诞生了管理。比如：韦伯的组织理论就是为了解决规模化后的组织问题，泰罗的科学管理是为了解决分工后的效率问题。这是现代科学管理的两大支柱。
        真正看透工业文明本质的是杜拉克，在1946年出版的著作《公司的概念》中提出：公司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组织。这已经是蒸汽机诞生160多年后的事情了。对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改变，真正理解是需要时日的。
        那么互联网作为工具所带来的核心改变——模块，会怎样影响未来？我们认为，未来的经济是模块经济。
        模块从何而来？
        模块代表着工业文明的最高峰，实际上是工业文明的结果。工业文明从专业分工起步，到模块分工结束。模块化的始作俑者是IBM。
        早期的电脑，各型号之间是不可通用的，给用户带来很多麻烦。IBM在推出360电脑之时，采用了模块化原理，将设计规则分为两类：一是预先制订的设计规则，它由IBM决定并向参与设计者们公布，这个规则包括确定哪些模块，详细规定模块之间的界面以及用于衡量模块的标准；另一类规则可称为自由的设计规则，它允许和鼓励设计人员在遵循第一类设计规则的条件下自由发挥对模块内的设计。
        模块化设计解决了不同型号、品牌和用途之间的兼容问题，也带来了电脑的快速升级。有了模块化设计后，IBM的工程师纷纷离职创业，为360和370系统提供兼容模块。硅谷的繁荣就源于此（相关内容在青木昌彦所著的《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中有论述）。
        模块经济的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时，恰逢模块经济崛起，中国就是模块经济的受益者。
        以苹果为例，研发在美国，制造在中国，销售在全世界。这就形成了简单的模块经济。
        现在有个说法，研发中心在硅谷，制造中心在中国，设计中心在伦敦，营销中心在纽约，呼叫中心在印度。世界分工，已经由各国优势产业的分工变成了模块分工。
        美国作家谢德华在《中国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即中国的成功是“制度性外包”的结果。谢德华说：“中国发生变化的真正动因在于制度性外包！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完全背离了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逻辑，勇敢地向海外公司敞开了大门，允许将它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生产活动搬到中国来。在这种制度外包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了全球体系的一分子。”
        制度性外包的结果，使中国制造模块成为全球最大的模块。制度性外包，让跨国公司带来了技术、产品、培训了中国的工人，最后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制造基地。
        在中国的一些产业集群，我观察到一个现象，过去在企业内部的专业分工，比如一个零件的生产工序，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已经变成了一个一个小型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再与其他配套，最后形成终端产品。这也可以算是模块经济的一种。
        经济细胞“模块化”
        IBM的360产品带来的是一个品类的模块化，模块经济带来的是企业系统的大模块分工，中国大量产业集群内部的模块化分工，仍然有产业特征。这类模块化分工都是在工业文明体系内完成的，与互联网基本无关。
        工业文明的最高峰，其实就是从专业分工到模块分工，但模块分工仍然是有限的。
        互联网带来的最初改变，是传播，是连接，是突然原有社交范围的更广泛的连接，比如淘宝，它将更广泛的厂商与消费者连接在一起了。
        其实，作为工业文明的结果，模块化在技术上并不是问题，但通过什么方式，让模块的自由组合跨越原来的范围，实现经济细胞的全面模块化，则一定是互联网带来的。
        如果说农业文明家庭经济细胞因为过小而不经济，那么工业文明的经济细胞的巨型化带来了巨大的人性扭曲和管理成本，我曾经在以往的文章中称为管理的三大“异化”成果，即一是庞大而无效的管理层；二是庞大管理层带来的复杂管理流程；三是复杂的流程所衍生的KPI。那么，模块经济比家庭细胞规模大，但更专业化，更有效率；比巨型企业小，但不扭曲人性，模块之间可以通过互联网无缝衔接、任意拼接的模块经济，有可能是创新力最高、人性得到释放、运营效率最大的经济单元。
        如果说家庭经营单元的管理是朴素，巨型企业的管理是异化，那么模块化后的管理则可能既是人性的，也是有效率的。
        如果说经济细胞的模块化成立，那么基于工业文明的管理体系就要被重写了。
        模块经济的演进
        IBM的360系统，让我们看到了产品模块化的过程。世界经济的模块化，让我们看到了跨国公司大模块在全世界分布的演进过程。这都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成果。
        到了互联网时代，基于平台化模块化出现了，一种是基于内部平台的模块化，比如海尔的“小微主”，其实就是一个企业内部的模块化。不过，有人关注点在平台，有人关注点在模块。其实，平台是为模块服务的，没有模块化，平台化也就没有价值了；另一种是专业领域的模块化，比如阿里的淘宝、天猫，京东等，都是平台，但在平台上经营的是模块，是各企业的电商模块。
        韩都衣舍的“三人团”则更进一步，“三人团”是以模块化为存在前提的，如果没有服务研发和制造的模块化，没有电商平台，“三人团”能干成什么事？所以，“三人团”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的模块化经营。
        作为工业文明的成果，模块化已经不是问题，但模块化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单元，取决于互联网智能化连接的程度，这在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比如：德国的工业4.0有个技术前提，即让每台机器能够与外部智能化连接。
        如果未来的经济细胞从企业变成模块，鉴于模块的规模更小，甚至可能比家庭还小，小到一个人就是一个经营单元，那么与经营单元规模有关的管理、组织、战略、营销，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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