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谋士，缺的同样是常识。

他们缺少哪些常识呢？可能主要有以下四个。

印钞票不创造价值

究竟什么是财富？很多人以为钞票是财富，其实钞票只是财富的收据。印钞票是最简单的、成本几乎等于零的一项政策措施。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

如果说烂印钞票的货币政策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如果印钞票就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津巴布韦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为认为印钞票是万能良药，是缺乏常识的表现。

▲津巴布韦货币面值突破天际

公共支出不能靠借债

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而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政府与民间之间的重新分配。

如果财政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就是当代人之间的转移支付，几乎不创造任何价值。更糟糕的是，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转移支付，而债务积累的后果就是震惊世界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更高

尽管市场不完美，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

如果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那么苏联就不会崩溃，我们也没有必要启动经济改革。政府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

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事实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政府规划的效果会更好。

这个常识在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今天似乎已被人们忘记了——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对各种规划、干预趋之若鹜。

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市场与政府》一书中写道：“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风险极高。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

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

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它将每个人犯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

产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成本极高。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这必然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

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

经济增长不依靠宏观政策

因为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低，而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

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提高效率的最重要手段是创新。

所以，宏观政策只会越帮越忙，以低效为代价实现所谓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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